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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誉:王爷——天堂天堂间的过客

王丹誉:王爷——天堂地狱间的过客

严格地说,只有封为王爵的人才能称王爷。而实际上,因为皇帝的儿子和兄弟们基本都能封王,他们的子孙也可以继续王位,因此上“王爷”的就成了对宗室男子具有吹捧性的代名词。皇位在传承过程中,有的父子相传,有时兄终弟及,有时立长,有时立嫡,有时立贤,有时立功,这些都是制度,因人而异,莫衷一是。因此,凡是宗室之中男子都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禁锢、优崇(养),“亲亲睦睦”……皇帝对宗室采取了软的不吃,就来硬的,实在不成就软硬兼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既想得用他们巩固皇权,又不致他们威胁帝位。这样以来,随着当时局势,特别充分吸取前代宗室政策的经验教训,校正前朝并制定本朝的宗室政策。这样往往会矫枉过正,从而导致了本朝宗室政策出现新的问题。于是,历代皇帝与宗室斗争此消彼长,宗室的命运也由此而从天堂到地狱而循环往复。

一、兵强马壮就成为皇权最有力的挑战者

汉初,汉高祖刘邦与部将“白马誓盟”:非刘不得为王,无功不得封侯。于是,把沛县丰邑中阳里的所谓“彭城刘氏”定为皇族(其实已经是扩大化的),刘姓诸侯分封于全国各地。从国家的根本制度上确立了刘氏宗室至高无上的贵族地位。原本想让宗室封国和地方郡犬牙交错,相互牵制,共同拱卫皇权,谁知王爷们虽然富可敌国,贵极人臣,却不甘心永远做王。王爷们处心积虑,煮海为盐,冶山为铜,铸造货币,招兵买马。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汉景帝被迫采取了晁错削藩建议,却立即引发吴楚等“七国之乱”,这些已经尾大不掉的王爷们,竟然打着“诛晁错,清君侧”旗号而起兵造反,矛头直指皇帝。汉武帝原则上继承了其父(景帝)的削藩政策,只是策略上更讲究稳妥,于是他颁布“推恩令”。从此,诸侯在乐于把自己王国的土地分封给自己子弟的同时,这个王国也开始自我瓦解。不久,天下诸侯“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十余里”,宗室诸王不再对中央构成威胁。

西汉“七国之乱”剧照

从汉“七国之乱”到晋“八王之乱”,直到封建社会在中国的最后灭亡,宗室王爷们始终没有放弃对皇权的觊觎,祖宗们原本想让他们帮助加强皇权的梦想,却阴差阳错地变为夺取皇权的恶梦。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王爷算是历史的幸运儿——他就是明代的燕王(后来的明成祖)朱棣。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国朱元璋驾崩,因太子朱标早逝,因此由太孙朱允文继位(谥号惠帝,年号建文),文弱年少的建文皇帝刚登极就看到,大明的这帮宗室王爷们——自己的叔叔,个个手握重兵,如狼似虎。于是,他也被迫削藩。先抓周王,贬为庶人,远迁云南蒙化。次年(建文元年,1399年)再废岷王,逼迫湘王自焚,废齐王,复囚代王……诸王震惊中,只有燕王伺机而动。燕王是太祖的第四子,洪武三年十岁时受封燕王,二十三岁时之国就潘。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靖难之役”,打的旗号竟是当年太祖皇帝要诸王在必要时“清君侧”祖训。十月,朱棣北上攻取大宁(内蒙古大宁),生擒宁王朱权。十一月,朱棣还军北平(北京),大破明军。建文三年(1401年),燕军再次南下,三月于山东大捷。同年十一月,朱棣回师北平,调整战略为“不攻坚城,直指南京”,十二月率军再度南征。建文四年(1402年)二月,燕军淝水大捷,四月攻取灵璧。五月,强渡黄河,兵临长江。六月,燕军渡江,谷王等人开城归降燕王。城破之夜,建文帝焚宫,不知所终。燕王朱棣就成了大明成祖。

明成祖朱棣像

明成祖朱棣自己以藩王之身夺取了侄子的皇位,总怕后世其他子孙以此为例,向自己的嫡传皇帝挑衅。于是,他设想出一种既保证诸王无力问鼎皇权,又不能亏待他们的办法。真有这样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二、安分守己则沦为皇权政治的终身囚徒

许多罪不至死的王爷们被终身“圈禁”。这是对高级政治犯来说,是一种不亚于死刑事的残酷刑罚。西汉有个特殊的王爷——昌邑王刘贺。元平元年(公元前74)汉昭帝刘弗陵病逝,昌邑王刘贺就被立为皇帝。可是,仅27天就被废黜。此后,放逐到昌邑故国,此时国已被除。于是,皇帝就把他交由当地官员来严加看管。十年之后,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地山阳太守张敞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他的一举一动:“故昌邑王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臣敞尝与之言,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张脩等十人无子,留守哀王园,请罢归。’故王闻之曰:‘中人守园,疾者当勿治,相杀伤者当勿法,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罢之?’其天资喜由乱亡,终不见仁义如此。”当时的皇帝汉宣帝看到这个报告才放心,无须再防范这位昔日的王爷了。

海昏侯(故昌邑王)刘贺墓出土的马蹄金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著名的《七步诗》,正是魏文帝的弟弟、王爷曹植所作。这首诗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皇帝对宗室的迫害。史册记载:“黄初以来,诸侯王法禁严切。吏察之急,至于亲姻皆不敢相通问。”曹植三番五次,连篇累牍,言辞肯切劝谏侄儿魏明帝对宗室开禁,而明帝仅以:“今令诸国兄弟情礼简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无禁锢诸国通问之诏也。矫枉过正,下吏惧谴,以至于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诉。”等虚辞遮掩。据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八月,魏明帝在一份诏书中说:“朕惟不见诸王十有二载”,到此时魏开国仅十二年,明帝却经历文帝之世,直至自己当五年皇帝这十二年一直都没可见诸王。历史记载:“诸侯王皆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国各有老兵百馀人以为守卫;隔绝千里之外,不听朝聘,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虽有王侯之号而侪于匹夫,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切,诸侯王过恶日闻”。可见,当时皇帝对宗室王爷们禁锢到什么地步。

曹植赋《七步诗》图

魏文帝对诸王采取了过分高压的压制政策,虽然使宗室再无机会和能力问鼎皇权,却导制了后代皇帝孤立于权臣的股掌之间。西晋吸取了魏的这一教训,矫枉过正地采取以强诸王来进而强皇权这一水涨船高的政策,却适得其反地引发了“八王之乱”,导致了自相残杀,外族入侵,一个皇帝(惠帝)几经颠沛流离并被废黜复位后在宫内被毒杀,两位皇帝(怀帝、愍帝)先后做俘虏最终被杀,国破家亡的结局。

因汉魏对王室的过度禁锢,加上晋初对之的过度放纵,以致宗室腐化堕落到极致。可见,这同样导致王室(皇帝和宗室)共同的腐败无能,王朝因此渐次衰微。

南朝刘宋前废帝刘子业当皇帝后,特别提防他的爸的亲兄弟们,担心他们在外为患,把他们集中到首都建康,拘禁在皇宫里,随意地殴打陵辱,没有一点人性。宗室诸王中,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体格肥胖,他就做竹笼,把他们装在里面,刘彧特别肥胖,就称“猪王”,把刘休仁叫“杀王”,称刘休祐为“贼王”。因为这三位王爷年长,就特别忌恨,经常叫他们跟班,不离左右。诸王中还有被他称为“驴王”的。废帝竟然用给牲口进食的木槽给诸王盛饭,并胡乱搅活一起,让王爷吃。在地挖坑,再灌满泥水,把王爷扒得赤身裸体扔进泥坑中,让他直接用嘴搭在木槽上进食,皇帝竟然站在一边看着开心地欢笑。废帝十多次都要杀这些王爷,只因刘休仁会说笑话才一次次躲过劫难……

汉中山靖王刘胜金缕玉衣

常理上说,人们总愿意把自己品德、才能等好的方面展示给世人。王爷之中却有人大敌当前有意要装成无才无德的酒店色之徒?东汉明时,北海敬王刘睦,“尝遣中大夫诣京师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敢不以实对!’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乃为相爱耳。’”

无独有偶,时隔148年的史册竟有惊人相似的记载。魏北海王曹兗:“谨慎好学,未尝有失。文学、防辅相与言曰:‘受诏察王举措,有过当奏,及有善亦宜以闻。’遂共表称陈兗美。兗闻之,大惊惧,责让文学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诸君乃以上闻,是适所以增其负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闻,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为益也。’”

巨大的政治压力,长期的政治迫害,使得宗室王爷们神情怪异,甚至心理变态,也成了必然。

三、相安无事就变成国家的沉重负担

明代第三位皇帝——成祖朱棣是以燕王身份夺取了侄儿建文皇帝之位,因此他当皇帝之后对藩王实行养尊处优的政策,但其核心却是以“不临民、不统兵”为原则的。这就成为大明帝国日后的祖制。这样以来,虽然藩王在政治和军事上不再对中央皇权构成威胁,但对宗室的优养形成的沉重负担,最终成为把帝国拖入灭亡深渊的绝症。

明太祖的制度,皇子封为亲王,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至万人。然在北边九镇的亲王,其护卫均超过此数。亲王的长子立为世子,其它诸子则封为郡王,以后各世子孙均有封爵,六世孙以下为奉国中尉。到成祖之后,庞大的皇族宗室既不能从事士农工商之类的职业,也不出来当官统兵,只是坐享俸禄。明初宗室人数尚少,但到了明末时,宗室人数达到三十多万人,造成了国家财政极为沉重的负担。

明梁庄王冠冕

皇子之中,一般由嫡长子继承皇位,其余诸皇子皆封亲王,亲王之中也是嫡长子继承亲王爵,其余封郡王,郡王之中也是如此,以此类推再到将军、中尉……宗室之女也是如此,从皇帝女儿为公主,亲王之女为郡主,以此类推到县主、郡君、县君……亲王每年禄米1万石,郡王2000石……直到最低等级的奉国中尉也有200石之多。即使被贬为庶人,供给依然不减。除禄米之外,生活用品供给等都一应俱全。婚丧嫁娶都有赏赐,万历的儿子福王婚礼的赏赐几乎耗尽河南、山东多省的财税,外加2万顷良田尚不上算。

大明开国之初,宗室之中食禄米者50多人。到万历(1573年至1620年)时,亲王X人,郡王251人,将军7100人,中尉8951人,公主、郡主、县主、郡君、县君7073人。

有资料统计:明朝末年的时候亲王总共有65位,加上被追封为亲王共有22位,共87位。 明朝共分封了924位郡王。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朝的皇室人口总共达到了16万左右,统计的还只有男性,而且是只统计登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还不算,女的也没有算上。到1644年明亡之际,有学者测算宗室男性有30万,再加上他们的妻妾,以及公主、驸马和他们的子女,总数有一百多万之众。

明蜀王陵地宫内景

有报告说,每年供应京城400万石,而供给宗室之禄米就多达853万石,而帝国全年的田粮赋税总额仅为2284万石。洪武皇帝有个孙子叫朱济炫,封庆成郡王,他生了一百个儿子(这并不稀奇,他比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生育的儿子就达一百二十余人的记录还是差了许多)

,除嫡长子袭郡王爵外,其他均封镇国将军,他们一家兄弟每年的禄米就要10万多石。

明末无论是与农民军打仗还是与关外清兵作战,节节败退的重要原因是粮饷不济。试想,如果少供给宗室一点禄米,也许会不是大明日后的结局。

无论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王爷们总是在皇帝的股掌间,全力与皇帝博弈,在极权与亲情的缝隙里生存,也有朱棣那样的历史幸运儿,才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反而变本加厉地对他待原本的同类——宗室王爷。即使皇帝绞尽脑汁想出颁发“丹书铁券”,册封“铁帽子”王爷等办法,来调和宗室和皇帝的关系,但都终归无济于事,甚至于事与愿违。因为,他们作为皇帝的叔伯兄弟子侄,这些离极权仅一步之遥的人,既是皇权的受益人,同时也是帝位的偷窥者,对极权的欲望永远是他们挥之不去的灵魂毒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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